正规炒股配资官网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

夏曦这个名字，在中国革命漫长的画卷里，算不上最闪耀的那几颗星，却绝对是最让人心情复杂、忍不住想要琢磨清楚的人物之一。

你想啊，他资历老得很，早早投身革命洪流，贡献明明白白摆在史册上，可偏偏中间栽了个大跟头，犯下的错误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，争议就一直没断过。

要理解他，真不能简单地用好或坏来贴标签。

时间翻到1936年2月28日，贵州毕节，七星关那条水流湍急的河。

红军长征的队伍正在这里短暂休整，局面错综复杂。

夏曦当时的任务是去收编一支声称要投诚的地方武装。

谁都没想到，这趟任务竟成了他生命的终点。

对方突然开了枪，情急之下只能渡河撤退，他不幸溺水牺牲。

那一年，他才35岁。

一个好端端的、经验丰富的革命者，就这么倒在了长征路上，倒在了伪降者的枪口和冰冷的河水里。

开国少将袁福生同志，当时就在现场，后来他写的回忆录，把这段悲壮的经过讲得清清楚楚，帮我们拨开了历史的迷雾，看清了事情的真相。

这悲剧，根子就钉在那个假意投诚、包藏祸心的土匪武装身上，他们的背叛和突袭，是夺走夏曦生命的直接祸首。

要真正理解夏曦这个人，理解他为何会出现在毕节那凶险的河畔，咱得把他的根挖一挖。

1901年8月17日，夏曦出生在湖南益阳桃江镇一个普通家庭。

他读书上进，考进了赫赫有名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。

那是什么地方？孕育革命思想的摇篮啊！在湖南一师浓厚的新思潮氛围里，年轻的夏曦像块海绵，拼命汲取着救国救民的理念。

1919年下半年，中国大地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，夏曦热血沸腾，加入了由毛泽东等人发起的新民学会，成了骨干之一，在湖南的学运浪潮里冲在最前面。

革命的组织需要凝聚力量。

1920年10月，夏曦积极参与了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创建工作。

这一步，是他革命生涯的坚实奠基。

更关键的转折发生在1921年10月，中共湖南支部成立，夏曦和后来同样著名的郭亮一起，成为最早的一批湖南籍党员。

从这一刻起，他的命运就和中国共产党、和中国革命紧紧捆绑在了一起。

这份早期的纯粹与忠诚，是他“一头好”的底色。

夏曦崭露头角很快。

1922年1月，经由毛泽东推荐，他得到一个极其宝贵的机会——作为中国代表之一，远赴莫斯科参加“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”。

这次经历意义非凡，他不仅在国际舞台上代表了中国革命者，更亲眼见到了革命导师列宁。

这段经历极大地提升了他的眼界和在党内的地位，为他日后担纲重要角色铺下了基石。

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，夏曦展现了他的能力和活跃度。

1926年1月，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他和毛泽东等人一同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。

这既是对他个人能力的认可，也反映了中共在当时国民党内的影响。

当北伐军势如破竹攻占长沙后，夏曦肩负起重要的协调工作，在复杂局面中周旋，得到了各方面的肯定。

1927年春，在腥风血雨即将来临的前夜，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，夏曦当选为中央委员，随后接替李维汉，出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，成为一方大员。

那个著名的历史场景——毛泽东回湖南考察农民运动，正是夏曦在任期间接待安排的，这也算两人革命生涯中一段重要的交集。

然而，历史风云突变。

1927年4月12日，蒋介石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。

紧接着，5月21日，长沙发生了“马日事变”，反动军阀许克祥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。

作为省委书记的夏曦，身份暴露，处境极其危险。

他不得不紧急撤离湖南，辗转被调到上海，担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。

革命的低潮期，他并未沉寂，又参与了南昌起义的前期领导工作。

起义失败后，他再次转移到上海隐蔽。

为了积蓄力量、总结教训，党中央安排了一批干部赴苏联学习。

夏曦也在1927年底或1928年初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。

东方大学的学习经历，深刻地影响了夏曦后来的道路。

在这里，他结识了王明（陈绍禹），并成为后来被称为“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”团体中的一员。

这个团体普遍受到共产国际和当时苏共中央政策的深刻影响，对马列主义有着较为教条的理解。

这段背景，为他后来在湘鄂西推行“左”倾路线埋下了伏笔。

1930年，夏曦学成回国。

他先在党的核心区域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。

1931年春，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命下达：夏曦作为中央代表，被派往洪湖苏区，担任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。

他的任务是去领导贺龙、关向应等同志创建的红二军团（当时一度缩编为红三军）以及湘鄂西革命根据地。

这是一个权力巨大、责任同样艰巨的位置。

初到洪湖，夏曦确实展现了他的工作能力和决心。

面对国民党军队的频繁“围剿”，他参与领导红军进行反“围剿”作战，运用游击战术打击敌人。

在军事斗争的同时，他也致力于根据地的各项建设，推动红军队伍的扩编，努力巩固和扩大苏区。

这段时期的工作，有其积极的、应予肯定的方面。

然而，历史的阴影也随之而来。

当时，掌控党中央的王明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路线正值高峰。

作为这条路线在湘鄂西的主要执行者，夏曦在根据地内部推行了极其严厉的“肃反”运动。

这场运动的出发点或许是为了纯洁队伍，但在“残酷斗争、无情打击”的极端思想指导下，迅速走向了可怕的扩大化。

夏曦本人对形势的误判和对党内矛盾斗争的极端化处理方式，加剧了这场灾难。

大批忠诚的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干部，没有牺牲在抗击敌人的战场上，却在“肃反”的恐怖浪潮中被错误地逮捕、审讯，甚至处决。

段德昌、柳直荀、万涛、周逸群（在前线牺牲后被错误定性）等一大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、优秀将领和骨干惨遭杀害。

每一次“肃反”扩大化都是对革命力量的一次残酷摧残，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，严重破坏了党内团结，挫伤了群众的革命热情。

湘鄂西苏区元气大伤，这是夏曦革命生涯中无法抹去的沉重污点，也是他个人悲剧的关键一环。

“肃反”扩大化的错误，像一根沉重的毒刺，深深扎进了夏曦的历史评价里，也成了后来人们谈论他时，永远绕不过去的痛点。

指责他“残酷”、“多疑”、“左倾幼稚病严重”，这些声音背后都是血淋淋的教训。

终于，第四次反“围剿”失败了。

洪湖苏区这块曾经烈火燎原的土地，在1932年秋天沦陷。

贺龙率领红三军主力浴血突围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转移，转战湘鄂边山区打游击。

连续的失败、惨痛的教训，以及贺龙、关向应等同志长期以来的抵制和斗争，逐渐让夏曦有所触动。

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他开始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初步的反思，有所收敛。

但这种反思是有限度的、不彻底的。

他依然掌握着分局的最高决策权，一些错误的做法仍在继续，部队内部的紧张气氛并未完全消除。

这段时期，可以说是夏曦在错误道路上的一次迷茫徘徊，既有反思的萌芽，又有旧有路线的惯性拉扯。

转机发生在1934年深秋。

历经艰险的红三军（红二军团）在贵州印江木黄与任弼时、萧克、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胜利会师。

这次会师极大地增强了力量，也给湘鄂西苏区的问题带来了解决的契机。

紧接着，在湖南永顺召开的重要会议上（史称“永顺会议”或“湘鄂川黔省委会议”），贺龙、任弼时、关向应等同志对夏曦在湘鄂西时期，特别是“肃反”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进行了严肃、深刻的批判。

会议决定撤销夏曦的全部领导职务，让他暂时离开指挥核心，转向做地方群众工作。

这对夏曦来说，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政治挫折，但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沉下心来、深入基层、重新认识革命的机会。

历史有时会留下些许空间。

1935年1月，决定中国命运的遵义会议召开，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。

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，对夏曦的问题进行了重新审视和评估。

考虑到他早期的贡献和在挫折后的表现，中央决定给他改正错误、继续工作的机会。

1935年底（或1936年初），夏曦被任命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，同时在新成立的湘鄂川黔省委担任委员，并在省革命委员会中任副主席。

复出后的夏曦，工作态度发生了显著变化。

他变得较为谦虚务实，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。

萧克同志后来对夏曦有一个非常著名且颇为中肯的评价：“夏曦同志，两头好，中间差。

”这句话精准地概括了夏曦革命生涯的轨迹：早年投身革命、忠诚奋斗，是好的；晚年认识错误、积极工作，也是好的；唯独中间在湘鄂西主政那一段，犯了严重的错误，表现得很差。

这个评价，既承认了他的历史功绩，也直面了他的重大过失，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态度。

夏曦这个人，终其一生，无论功过，本质上还是一个在复杂历史环境中摸索前进、有血有肉、会犯错误但也努力改正的共产党人。

时间线拉回到导致夏曦牺牲的关键时刻——1935年底至1936年初的长征路上。

1935年11月19日，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，贺龙、任弼时领导的红二、六军团（此时已合称为红二方面军），从湖南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，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。

他们一路向西，突破敌人的重重封锁线。

1936年初，部队进入了贵州西北部的黔西、大定（今大方）、毕节地区。

这一带山高路险，乌蒙山脉蜿蜒连绵。

为了摆脱紧追不舍的敌军主力，红军在这里展开了著名的“乌蒙山回旋战”，靠着灵活机动的战术与敌人周旋。

2月初，红军抓住战机，一举攻占了黔西北重镇毕节县城。

这可是一段难得的喘息之机！部队在毕节进行了短暂的休整，大约十来天。

这宝贵的休整期，红军可没闲着。

指挥部在毕节大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，广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组织，特别是积极争取和收编当地的各种地方武装力量（包括一些地主武装和民团）。

目的很明确：壮大红军队伍，扩大抗日影响。

这项工作成效挺明显。

经过整编，一支新的队伍诞生了——“贵州抗日救国军”。

这支队伍由当地开明士绅、曾在北洋政府任职的周素园先生担任司令员，下辖三个支队，总人数达到千余人。

为了确保这支队伍的政治方向和战斗力，红军派出了得力的干部担任政委进行领导和改造。

周素园先生后来毅然跟随红军北上，历经艰险到达延安，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接见，并在之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在家乡继续贡献力量，新中国成立后还担任过毕节地区的领导职务。

这证明当时红军统战工作的远见卓识。

夏曦同志，作为刚复出不久的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，积极参与并主要负责了对这些地方武装的收编、整训和思想政治工作。

他多次深入这些部队驻扎地，宣讲红军的政策、主张，做说服教育工作，希望他们能真心实意地参加革命。

这项工作本身就充满了复杂性和风险性。

短暂的休整很快被紧迫的军情打断。

蒋介石调集了大量兵力，正从四面八方围拢过来，企图将红二、六军团围歼在毕节地区。

红军必须立即转移，跳出包围圈。

就在这时，问题暴露了。

在毕节城外二三十里一个叫海子街坡扎营的地方（一说在杨家湾等地），驻扎着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。

这支队伍的司令叫席大明。

问题在于，席大明的“投诚”是假的！他打的算盘是：先假装投降红军，骗取红军的武器装备、粮饷物资，然后瞅准时机再次叛变，继续当他的山大王。

这是一颗埋在红军队伍旁的定时炸弹。

1936年2月28日，军情已经十万火急。

负责此事的夏曦同志心急如焚，他希望能说服席大明支队跟随红军主力一起转移。

这天，他只带了两名警卫员（据袁福生回忆，一位姓唐，一位姓胡），再次前往席大明部队的驻地做最后的劝说工作。

途中需要渡过一条水流湍急的无名小河（后人考证指向七星关河的一条支流）。

悲剧就在这一刻降临。

当夏曦一行走到半山腰时，蓄谋已久的席大明武装突然向他们开枪射击！显然，对方根本没有谈判或归顺的诚意，袭击是预谋的行动。

夏曦和警卫员猝不及防，只能边还击边向山下撤退。

当他们好不容易撤到河边，准备渡河返回时，却发现来时所乘的小船已被对方事先撤走或破坏。

后有追兵紧逼，前有河水拦路，陷入绝境。

万般无奈之下，三人只能选择泅水渡河。

初春的贵州，河水冰冷刺骨，水流又急又猛。

更要命的是，夏曦同志并不熟悉水性。

两名警卫员一前一后护着他下河，奋力向对岸游去。

无奈水势太凶险，一个大浪猛地打来，三人瞬间被冲散。

其中一名警卫员（姓胡的）拼死挣扎，幸运地爬上了对岸。

而夏曦和另一名警卫员（姓唐的）则被汹涌的河水卷走，顷刻间没了踪影……那位幸存的警卫员带着满身泥水和悲痛，拼命跑回军团部报告。

时任红六军团保卫局执行科长的袁福生同志（1955年授少将军衔）回忆，他接到命令后，立刻带领保卫局二十多名战士紧急赶往出事地点。

但当他们赶到河边时，席大明的土匪武装早已逃离现场，不见了踪影。

袁福生组织战士们沿河搜寻打捞。

终于，在湍急的河水下游，发现了夏曦和那位姓唐的警卫员同志的遗体。

冰冷的河水吞噬了他们的生命。

当时红军正面临敌人重兵压境，转移刻不容缓，形势异常危急。

袁福生回忆道，战士们怀着巨大的悲痛，轮流抬着夏曦和警卫员的遗体，随着部队紧急转移。

抬着走了整整两三天，一直走到贵州和云南交界处一个不知名的荒凉山坡上。

那里有座石桥。

考虑到实在无法继续抬着行军，也为了不让烈士遗体落入敌手，就在那座石桥不远处的山坡上，含泪将两位牺牲的同志就地安葬。

后来确认，这条夺命的河，就是毕节七星关河（或其支流）。

几十年风云变幻，地名或有细微变迁，但悲剧发生的核心地点——毕节七星关区，是确凿无疑的。

那么，夏曦同志的牺牲，责任究竟在谁？剥开历史的表层，答案其实是清晰的：直接的、最主要的责任方：就是伪降的席大明武装及其头目席大明本人！他们的行为性质极其恶劣：先是假意投诚，骗取红军的信任和物资；然后在红军最需要集中力量突围的生死关头，策划并实施了针对红军高级干部的武装袭击；袭击后撤走渡船，断绝退路，最终导致夏曦等人被迫涉险渡河遇难。